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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开户鑫东财配资」叶德磊:邓小平当年说股市搞不好可以关掉的真实含义是什么?

  上海股市诞生和发展的一个回顾性评述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

  由于股市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的功能特征,中国股市在某种程度上浓缩和反映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得失。对股市发展经验的提炼,某种意义上也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提炼。股市发展中的困惑和问题,实际上又何尝不全局性问题的映射呢?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上海股市的诞生

  新中国股市从无到有的突破是在上海和深圳两地实现的。鉴于上海股市的地位和发展过程的典型代表性,本文以对上海股市诞生的刻画来映射中国股市的诞生,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刻画集中、深入。

  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是先农村、后城市。在城市又是先集体所有制企业,后国有企业;先小企业,再大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涌现了大量的新办集体企业,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体制逐渐松绑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回应大量回城知青就业安置的需要。但这些企业属于当时的体制外企业,从一开始就处于国家计划外,其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也就必须到计划外去寻找。于是这些企业便向民间集资,向职工集资。作为集资“凭证”的各种各样的“股金券”、“内部股票”就大量出现。同时,一些想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老企业由于得不到计划内的充足的资金供应,也开始了民间集资。还有一些企业出于变相提高职工福利的目的,也发行了各种“股金券” 。这些股金券或内部股票离规范意义上的股票还有较大的差距,但也具有股票的某些元素,从其持有人享有的权利来看,又有些类似于债券。这些完全自发的“股票”构成了上海股市乃至全国股市的源头。

  不规范的发行制度安排使得股票发行渠道过于狭窄,严重影响了融资规模。因此,简单、粗糙的发行制度逐步被更为公开、更为规范的发行制度所替代。1984年11月13日和1985年1月2日,上海飞乐音响(600651,股吧)股份有限公司和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从而股票公开发行的制度安排得以确立。

  自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后,持有人出于资金周转和规避风险的需要而逐渐产生了转让需求,有些人甚至进行了不同方式的自发的转让。这种转让造成的隐患使管理层无法袖手旁观。于是,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对此规定:持有人要转让需自找对象,并到代理股票发行的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办理转让手续。其转让价格为股票票面金额加银行活期存款利息 。这一规定虽然对股票转让价格作了类似于债券价格的规定,但使股票持有人的转让要求获得了“合法”途径。

  在上述交易制度下,股票转让与受让对象的搜寻成本十分高,搜寻十分困难。适应不了交易需求的增长。于是,1986年9月26日,工商银行(601398,股吧)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始成立并接受委托,办理由其代理发行的延中实业和飞乐音响两家公司的股票代购、代销业务,即不再需要股票持有人自找交易对象了。从此,上海有了第一个柜台交易,大大方便了股票的购买和出让。上海市人行对当时的股票转让价格仍作了规定:票面金额加上成交时预期的股息和红利。

  在第一个股票柜台交易点设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上海的股票柜台交易点就增加到9家 。还在1987年1月,上海市人行就公布了《证券柜台交易管理办法》,规定股票必须在市人行批准的柜台交易点进行交易,并赋予了价格放开、随行就市的交易内涵。

  1988年4月21日,国务院批准1985年、1986年发行的国库券上市转让,证券交易日益兴旺。上海市的振兴(后改名为财政)、申银、万国、海通四大证券公司应运而生。为了反映股票价格的总体走势,全国第一个股价指数——静安平均股价指数于1988年底开始发布。

  股票的柜台交易比之于私下转让虽然有了进步,但随着交易量的扩大,其内在缺陷也愈益暴露出来。因为分散、独立的柜台交易使市场呈现出分割状态,非完全的市场必定会造就非统一的市场价格。后来的一项统计研究表明 ,1988年1月~1990年2月1日的两年时间内,各交易柜台的同一股票的买入和卖出价格几乎都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如1989年12月28日,位于西康路101号的“静安信托”的电真空股票的挂牌买入价为101.10元,卖出价为102.70元;而位于武昌路的“虹口信托”的该股票的买入价为98.80元,卖出价为103.20元。不同交易柜台的这种交易价差为“黄牛”提供了谋利的基础,“黄牛”的大量介入使得地下交易屡禁不绝,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受到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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